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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并把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懈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近代中医之争与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医药的保护利用

  近代以来,西医因诊疗技术特别是眼科与外科等手术治疗所表现出的显著疗效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经验,被称为“科学医学”,中医药学遭到怀疑和否定。民国时期,医政制度基本仿照西方,传统中医被斥为“落后、迷信、不科学”,废止中医之争开始。新文化运动中,中医阴阳五行等医理基础被批判为伪科学、玄学。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

  在中医之争中,青年毛泽东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医理各有特点。1913年,他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毛泽东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将中医中药重视起来。井冈山红军医院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自制中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1933年3月,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成立。毛泽东指示,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教育大家讲卫生,要中西医合作。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身体验了中医药的疗效——名中医李鼎铭的几剂中药结合按摩治愈了他反复发作的关节炎和胃病。他主张破除中西医之间的隔阂,改变当时延安的几家医院以西医为主的局面。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中医工作问题,并正式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方针和要求。延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虚心拜中医为师。如鲁之俊、朱琏就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对中西医结合作了可贵的探索。中医中药在革命战争年代担负医疗救护、控制传染病等任务,为保证军民卫生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人民医院中医诊室场景。资料图片

  “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旧中国疾病丛生、疫疬流行,缺医少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亿人口患各种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第350页)。面对严峻的卫生形势,中西医团结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发展人民医学的必要举措。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但是,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观念绝非一日所能消除,党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比如: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实际,考试的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公费医疗制度中,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