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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数据在新闻评论中“说话”

随着大数据在新闻报道中运用得越来越多,如何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更好地运用数据说话,让论述更为严谨、科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事实上,除了财经类媒体,综合类、都市类媒体在新闻评论中运用数据论述观点还是少数。

编者按:写这篇论文时,我还是评论编辑,但因为《中国记者》刊发时,我已经换了工作岗位。在征得《中国记者》编辑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我将此文转发至我个人公号,以飨各位读者。由于版权问题,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转载,请联系《中国记者》。

有着“互联网之父”之称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宣称,分析数据将成为未来新闻的特征。数据已经成为新闻报道中的“常客”,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媒体中已经成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其形态也正愈来愈多元,比如可视化。

数据也出现在新闻评论中,并且在一些媒体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财经媒体,都市类媒体的新闻评论也应用不少。

问题是,数字是容易让人感觉枯燥乏味的“信息”,尤其对于大部分是文科毕业的新闻人来说。因此,如何驾驭好数据,也是一道摆在媒体编辑面前的难题。

但有用的数据会“说话”,而且能够让一篇新闻评论的说服力更强大。因此,如何在新闻评论中用好数据就日益成为评论编辑的一门“必修课”。

如何让数据在新闻评论中“说话”

为什么新闻评论中要引用数据?

从上述统计数据看,综合类报纸的社论引用数据相对偏少。像《南方都市报》,26篇社论中有15篇未引用数据,《北京青年报》25篇社论有16篇未引用数据。

《新京报》例外,28篇社论仅有7篇未引用数据。从数据出现在社论中的概率来说,这与两家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基本相同——4篇社论中仅有(或还不到)1篇未引用数据。这说明,数据分析,即量化分析的应用,正逐渐被非财经类媒体所重视。

为什么数据作为“证据”在新闻评论中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呢?

新闻评论所采用的逻辑论证方法一般有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比法。但事实上,不管是演绎法(由一般原理推出特殊情况下的结论),归纳法(从个别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知识的结论),还是类比法(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1],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这些论证方法都存在一些逻辑链上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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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据不存在上述问题,只要相关数据统计足够多,并拉长到一个足够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数据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结论,无须证明。也正因为这个特征,数据可以让一篇新闻评论的论述避免空洞、模糊,从而让论述更加严谨、科学。

比如,评价一个地方或一种现象,在过去往往会用“很大变化”“很大改观”来形容,但实际上,任何事例或者“众所周知”都是片面、不够科学的论述。只有基于有效的数据论述,才能让这种“很大变化”“很大改观”在受众中引起“共鸣”。

以美国为例,从较短的2010年-2017年这个时间段来看,其经济增速在1.49%-2.86%间波动。拉长到更长的1961年-2017年这个时间段来说,其经济增速则是在正负间波动。(节选自《新京报》2019年1月20日社论《用“区间值”为GDP增长留合理空间》)

这组数据本身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向,GDP的增长是会波动的,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波动幅度没那么大,但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间看,这种波动幅度就很明显。因此,数据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就告诉受众一个结论,不需要语言“赘述”。

如何让数据在新闻评论中“说话”

数据在新闻评论中的作用与应用

新闻评论中运用较多的还是定性分析法,即依据预测者的主观判断分析能力来推断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而量化分析法,即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分析比较的目的。以《新京报》2019年2月20日社论《把故宫15亿文创“账本”当做一种激励》为例,为了说明故宫文创是一种“激励”,作者引用了一组这样的数据:

故宫的文创产品销售额2013年为6亿元,到2016年为近10亿元,2017年达到1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