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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

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整合
在之前的访谈中,您提到中国考古学中自身古老而特别的传统。您可否仔细谈谈,这种传统主要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实际研究中,又应当如何围绕着这种特征或传统来展开研究呢?
霍巍
:这种特征和传统主要就是中国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汉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再到以后不同的字体。实际上这个源头应该追溯地更远一点,秦统一以前,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比如秦国的石鼓文,楚国的鸟虫书,但它们也都还在一个大的体系之中。秦统一之后,文字在全国的统一实在功莫大焉,我们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汉字体系,这个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标志,有别于西方各大文明。其他文明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文字体系和文献体系,而只在我们中国有。所以在拥有这个体系的基础上,今天我们以中国古史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应当同样重视对这些文字体系、文献记载体系的梳理。
最近我看到冯时教授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他讲到,要全面看待中国的文字体系。产生于中原地区的甲骨文、金文文字,成为我们文字体系的核心和主干,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地域中,那些很可能与甲骨文、金文同期,甚至更早一点——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一些文字雏形。也就是说,文字体系的形成带有多样性,在书写方面有不同地域的影响。当然,不同地域的文字,同样一个字形,是不是表达同样的意思、读音还有待甄别,但至少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文字在各地的起源,以及最后形成的汉字体系,是这个文明最大的特征。这个特征可以说从史前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几千年来体系都是稳固的,这是中国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最大的特点。所以虽然中国文明有过朝代的更替,统治集团也有变化,但是这个文字和文献的体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坚固的一条线索。
这一点,在考古学材料上,也是得到充分反应的。那么历史时期考古也好,史前时期考古也好,我们都应该很好地把这个特征抓住,围绕着它予以行之有效的研究,这就涉及到之前谈到的问题——如何去解读文字和文献的材料。这方面,我们的古人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实践,留给我们的金石学著作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因此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尽管有了西方的类型学、地层学方法,有了西方传来的各种科技考古的技术,但是最终要解决历史时期考古的问题,还是离不开文字和文献。所以,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恰恰是在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反映得最充分,不是简单地用某种科技手段可以取代的。
要很好地利用文献解决考古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客观地看待“疑古”的观念,也就是曾经由“古史辨派”提出的观点。不可否认,这一理念中有合理的成分,但其针对的现象主要还是集中在上古时期。秦汉以后尽管也有文献作伪,也有古史辨派所警惕的一些文献存在,但总体来讲,历史时期考古可以使用的文献十分丰富,可以参互比较,进而可以相对容易地甄别伪书或是过于片面的记载,这和上古时期完全不一样。因此,要解决历史时期考古的若干问题,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丰富的文献材料,并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反对“考古学只是证经补史,是历史学的附庸”这种认识。重视文献价值的同时,绝不能忘了考古材料自身蕴涵的特殊价值与意义,所以我们的解决问题之道就是“整合”二者,而不是简单地补充或对应。我在这里用了“整合”这个词,所谓整合,应该是各取所长,各自发挥优长之处。文献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比较有序列性的历史叙事,但是往往没有细节;而考古材料可以从细节上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发现很多文献材料所不能提供的信息。

访谈︱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

2010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报告

访谈︱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

2011年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报告
您说了一个概念叫“整合”,那究竟该从哪些角度入手,将历史时期考古出土的材料和丰富的文献记载整合起来呢?
霍巍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例如张勋燎先生提出的道教考古。道教尽管有《道藏》,有大量的道书文献,但过去的情况是,研究道教者不用考古材料;研究宗教考古的,往往不懂道书文献。所以这样一来,我刚才讲的整合就没有完成,各执一端,所以很多事实看不清楚。具体来说,天师道中有一套法术,是在墓葬里面利用朱书镇墓瓶为人解注,其中的细节,在考古材料中有大量的反映,而这是文献材料没有弄清楚的记载。还有像天师道形成的地域、主要流行的范围,道书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出土的材料之间,是不能够两相吻合的,这就需要加以整合,将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加以相互比较,才能够对天师道的形成、影响范围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再举一个例子:早期佛教的研究。文献典籍里讲“明帝夜梦金人”,汉明帝晚上做梦梦到金人,这个金人头顶上有项光,是佛。事实上现在的考古材料里面,发现了许多可能和佛教有关的早期图像,这些图像跟文献材料之间也要加以整合,我们才能对早期佛教传入中土的情况,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我再举第三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墓祭。古有墓祭?还是古无墓祭?墓上祭祀究竟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这个问题,文献记载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结合考古材料,我们通过研究殷商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像中山王陵这样的墓葬,就可以对中国古代墓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第四个例子,是我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陵前“神道”的形成。同样如此,何为“神道”?那一定是通“神”之道。神道本身的形成,那一定和人们的灵魂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文献典籍里对灵魂的描述,就有着地理上的区别。北方的鲁地、中原,南方的楚地、巴蜀,对于灵魂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对灵魂态度的不一样,会直接影响墓葬的营设,也直接影响到神道的设置。
这些问题都是事关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大问题,在这些层面上,其实我们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好。这些题目过去曾被认为不是考古学的题目,我认为这是非常滑稽的。那什么才是考古学的题目呢。难道只有分型分式才是考古学的题目吗?因此,我一直主张,考古学是一个整体,考古学的方法论不是排他的,考古学的方法论是以解决问题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历史时期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决定了历史时期考古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其中对文字和文献的高度重视,把对文字与文献的诠释,运用到考古材料的解读当中,就是主要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不能被忽略,而我们常常强调的史前时期的研究方法,未必会适用于历史时期,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认为,上述的林林总总,都是目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去思考,同时反复地进行实践。解决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四十多年来,甚至更长时段内积累的大量考古材料,加以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进而说明中国文明的发展与兴盛,以及进入到高级阶段后反映出的若干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历史时期考古才能和史前考古并驾齐驱,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
目前坦率地说,我认为历史时期考古,还远远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贡献想比拟,就在于我们有这么多思想上的禁锢、理论和方法上的停滞不前。在研究视野上局狭,没有很好地实现整合。所以也就没有很好地利用考古材料去解读中国文明的历程,更没有把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做一种横向的比较。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两条主线,一个是我们自身体系内的,对中国文明从起源、初期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过程中的若干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体系跟其他文明体系之间发生的交流,刚才我也谈了,技术层面、思想精神层面实际上都有交流。但这两条线,在如今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这两条时空关系,我们没有用考古材料很好地和文献材料加以整合。这里我要强调一点,考古材料的变化未必和文献记载中的朝代更替同步,往往要滞后,所以不能完全跟王朝更替的政治史去对应,应该以一个独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