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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遇见黄东》:身份认同、共时性与“小

《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以下简称《遇见黄东》)是一本小书——口袋书的大小,全书13万字;《遇见黄东》是一本新书。言及此书的“小”与“新”,非为总结此书出版信息的要点。《遇见黄东》的“小”,在于书中那些在多呈“失语”状态的小人物:为洋人服务的家庭佣工、珠江口的引水入等等。本书的“主角”黄东是一名男仆,俗称“事仔”。有关“事仔”黄东的研究,应是属于“微观史”的范畴吧,因此,是“小题大做”的“小”。书中的部分内容在作者程美宝早年发表的若干篇论文中有涉及,此番收录成书,不仅增添了新的材料,而且使用了新的论述方法。对“小人物”的研究是近来较为新颖的史学著作题材。此书中有“新意”,读之有“新趣”,方可谓别出心裁。

程美宝多年以来一直关注近代地方文化的研究,尝试以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研究区域文化(见其专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其摭拾中英文献,从官方文书、私人文集乃至于民间歌谣,纵横涉猎,不拘一格。《遇见黄东》一书,从大英图书馆出发,在“班克斯书信”中“邂逅”黄东之后,从英文文献入手,追寻“事仔”(仆人)黄东(也自称黄遏东)始而在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服务,继而在布莱克去世之后,携带其在广州雇请画工绘制的植物画册前往英国并将之交给布莱克的父亲船长老布莱克(John Blake)的历史沉迹。黄东在英国逗留了至少七、八年的时光,帮助老布莱克整理了这批植物学资料,并且结识了英国的各色人等,比如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Joseph Banks)、多塞特郡第三任公爵约翰·萨克维尔(John Sackville)、具有艺术素养的知识女性德莱尼太太(Mary Delany)等等。在为萨克维尔一家服务时,黄东据说还被送到了附近的学校读书,由此掌握了较好的英语技能。身为“事仔”的黄东因其独特的际遇,甚至获得了由著名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其绘画肖像的机会,至今他的肖像仍被悬挂在萨克维尔家族的大宅内。作为个体的黄东在多位研究者的合力挖掘之下,其面貌已经逐渐清晰,而作为群体的“事仔”们、“做厨”们、“水上人”们,他们的形象如何能鲜活起来呢?

使他们的形象鲜活起来,即是从事“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这涉及到了史观、史料及史法等史学研究要素的统合,而史料的撷取乃由史观及史法所决定。程美宝在本书指出,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文献的‘缺失’,何尝不是在说明一个史学和史料的问题?”(《遇见黄东》,第311-313页)因此,研究普通人的历史,需要“更新”史观与史法,才能拾掇零碎的片段,串之以时空的经纬,使之为人所见,使之为人所知。关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程美宝在本书接近尾声的部分讲述了她的看法:

本书从黄东的故事出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讨论仆人、厨子和引水人,为的是一直向“下”追寻,从有名到无名,从个人到群体,将黄东这个看来“特殊”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脉络中去理解,变相回应所谓“特殊性”和“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第317-318页)

“特殊性”“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这些都不是问题,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程美宝在此不是否定了黄东的个案存在“特殊性”,而是认为要在固有的思考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研究路径。因此,别出心裁在于史观的舍旧从新,也在于史法的推陈出新。“自下而上”的历史,或曰“普通人”的历史,有何治史之法呢?鄙之不揣谫陋,下文将略陈“普通人”的历史之研究方法在《遇见黄东》一书中的呈现。

一、从社会史出发

在西方史学界,首倡研治“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学者,究竟是何人,难以稽考。其原因之一,在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究竟何为,史学界并无定论。从源起之时而论,“自下而上”的历史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开始为法国史学界所议论。这些早期的倡导者都是社会史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目前学界追寻到最早指出社会史研究应有“自下而上”的眼光之人,是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他在1932年的《法国革命历史年鉴》(AHRF)上撰文纪念已故的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马蒂厄(Albert Mathiez),文中指出看待事件的角度应是“自下而非自上”(d'en bas et non plus seulement d’en haut)。(AHRF,第51期,第209页)乔治·勒费弗尔在文章中指出,涂尔干有关宗教社会功能的研究对马蒂厄有很大的影响,说明马蒂厄思想的重要源泉是社会学的理论。同一年,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同样在撰文纪念马蒂厄时提到了“自下而非自上的历史”(histoire vue d'en bas et non d’en haut)。(《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第18期,第576页) 勒费弗尔和费弗尔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到马蒂厄在群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除了说明马蒂厄是史学研究新路径的探路人以外,也表明了这一路径是彼时法国社会史研究者的共同选择。